熟悉《哈姆雷特》的讀者／影迷，當然會放心機在帕斯塔拿（Boris Pasternak）如何取捨的心思裡，看《哈姆雷特》（1964）視覺具體化的獨白時刻、關係情理、價值觀抵觸、互動的推進等，甚至，一些可能是哥辛薛夫（Grigori Kozintsev）、史莫敦洛斯基（Innokenti Smoktunovsky）的現場創作，如表達對白時的表情、神韻、小動作，也歸到這位《齊瓦哥醫生》（1965）作者的文本再安排的功勞上。
然而，這裡我要指出帕斯塔拿一個具爭議性的大膽剪裁，當國王克勞迪斯看了影射他殺兄的戲劇表演後，他再不能氣定神閒，回到密室對鏡煎熬：「我的王冠、我的野心，和我的王后，利益握在手，可以被寬恕嗎？」（I am still possessed of those effects for which I did the murder: my crown, mine own ambition, and my queen. May one be pardoned, and retain the offence?）居然對天懺悔起來。全片第一部份完結於此，哈姆雷特竟然不在場，他這個下手報父仇的機會，被帕斯塔拿「剝奪」去了。
這理應是一個神學的問題。莎士比亞要哈姆雷特潛行在場，其實是一種心性考驗。心思細密、極聰明的他想到，若然他在懺悔時下手，會讓克勞迪斯得到上天的原諒，有可能上天堂，他在世間的罪行會一筆勾銷，他實在不能這樣便宜這個殺父佔母的仇人，讓他「好死」。
縱使來自新教家庭，莎士比亞卻知道英國從前根深蒂固，有天堂有地獄，也有煉獄的觀念，縱使不是但丁的三界旅程，哈姆雷特的困惑，也盡然是人在天地間存疑反反覆覆的思慮；他不想克勞迪斯上天堂，他懷疑父王不得好死，不能到煉獄去，要滯留人間，他質問天庭，他自己是否也正身在人間地獄，「這片大地，負載萬物之靈的美好框架，彷彿只是一個不毛的荒岬」（That this goodly frame, the earth, seems to me a sterile promontory）。
哥辛薛夫與帕斯塔拿讓哈姆雷特在克勞迪斯對鏡低泣跪下時消失，對於深思世故的莎士比亞讀者，自然未必滿足於以社會主義唯物論的主調來配合這個說法，而是繼續去看這部說俄語的《哈姆雷特》，在文本取捨上呈現了怎樣異於莎士比亞的另一個人間煉獄。哈姆雷特的「不在場」並非單一存在的刻意技術性選擇，而是一個標誌性提點，令我們盡快進入討論狀態，去探究哥辛薛夫與帕斯塔拿完整的改動概念。
